说起顾城，免不了说起文人的悲哀！这悲哀，一是文人自身的悲哀；一是历史传承的悲哀；一是社会造就的悲哀。顾城的悲哀，囊括了这三项悲哀！
1993年10月8日，在激流岛，顾城用斧头杀妻之后，在一棵大树上自缢身亡。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管现在人们对他是褒是贬，当人们对他的诗歌感叹和欣赏的同时，也肯定为他的冷酷和无情而惊恨。做为一个作家、一个诗人，顾城的一生，都和贫困的生活分不开。而做为文人，他想像陶渊明那样隐居起来，过着采菊东篱，悠然南山的世外桃源生活。但事实上，他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生活。他在激流岛自己搬石头盖房子，养鸡养些小动物，想让自己真正进入世外桃园生活。然而，这种生活显然没有让他的精神进入到最佳的状态，反倒是贫困把他们给压倒了。这其中，也或许是人们所说的，是婚外恋情让他彻底崩溃，无法继续清高地生活下去。总之，不管是哪一方面，顾城显然是做不到脱世离尘的！
一向戴着一个用裤管做成棉帽的顾城，他自诩不想让世俗的烟尘沾染他的思想。他要保持他的自我清高，而正是这种自我清高，毁灭了他真正的人格。当我们读起他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她寻找光明”的时候，我们又会想起另外一个他，并为这个他深感痛惜，甚至痛恨！当他对他的妻子挥起斧头的时候，至少，他当时已经神经错乱，成为一个可恶的嗜血者。
这是顾城的悲哀，是一个文人自身的悲哀，这种悲哀源自于自我。当他感到清高却又污浊的时候，他已经无法直面这个世界和亲人。他的思想在混乱之中忘记了自我，走出一条诸多文人走过的，分裂神经之路！
而当我们追溯历史文人的时候，范进中举显然不只是科举制度让一个文人发疯，而是文人的本质比较难以承受较大的刺激，对社会的生存和适应能力不够强所造成的。他们似乎觉得只有通过读书考取功名，才能真正获得生活权力，包括现代文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无一例外地想通过文章，过上好日子。然而，这种想法并不太现实！这种想法不但局限了他们的生活，也局限了他们的思想！其实后来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个问题，文人的病态心理和艺术的本身，总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有一种病态的心理，但根据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很多名人、伟人、文化人，生意人，他们或多或少，都有某种偏激的病态心理。这种偏激的病态心理让他们产生偏激的思想；而偏激的思想同样又产生偏激的追求；偏激的追求，却可能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一种是好的，而另一种却是坏的，但不管是好的是坏的，都常常会流入一种神经质的状态当中，让人产生另外一种极端。
顾成是个诗人，而且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是个划时代的诗人。他的极端造就了他的成就，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恶果。当人们把他当作诗人的同时，也把他当作一个罪犯。他不但残害自己，也残害别人。这种事例可以追溯到一些伟人们的身上，他们往往既有丰功的伟绩，但同时也双手沾满鲜血，臭名远扬！
如果说顾城的思想存在极端，是文人的极端，是历史的极端。那么，在这里，我们又不能不提醒大家说，这其实也是社会的一种极端，是社会的一种悲哀。以顾城的才华和成就，是应该有很多光环和回报的，但他却没有。他的稿费很少，生活很艰苦，几乎是天天为了生计犯愁。顾城对诗和文学的贡献，显然是很大的。然而这个社会又给了顾城一些什么回报呢？这种回报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在同等努力得不到同等回报的时候，人们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平衡的感觉。在只有精神没有物质的生活环境里，个体是最容易产生压抑而走向极端的。
其实，我们常常把精神文明放在首位，但事实上，没有物质的精神文明，显然是不可靠的。我们都知道，物质不管是在原始社会还是在当今社会，他都是凌驾于精神之上的。物质的需要，先于精神上的需要。我们可能会因为没有粮食没有水而死去，但一般不会因为没有一本书而死去。史前人类首先要能够有衣食住行，才能发展繁衍，才能有文明甚至最后的精神文明。人们要有饭吃，才能享受饭菜之外的精神境界。因此，顾城的悲哀，同样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悲哀，一种报酬分配不均的悲哀！当一个人穷得只剩下思想时，我们又会发现，善于思考的文人，更是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他们会越走越远，越想越怕，最后，走向另一个可怕极端！
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说起顾城的时候，我想，历史给了文人于悲哀，但文人却不能自己悲哀；当社会发现文人悲哀，社会也要尽最大的努力调节和反思这种悲哀。有人曾经说过，在一万个比较成功的文人当中，能够有成就且享有盛誉的，只有一个。也就是说，还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文人，他们是不成功或者不是很成功的。那么，当一些极少数人成为社会的宠儿时，剩下的那些大多数的人呢？他们往往艰苦地挣扎在生活线上。更有甚者，像顾城这样出类拔萃、极其顶尖的文人，也会陷入生活困境，除了自我本身之外，社会难道就没有任何责任吗？
1993年10月8日，在激流岛，顾城用斧头杀妻之后，在一棵大树上自缢身亡。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管现在人们对他是褒是贬，当人们对他的诗歌感叹和欣赏的同时，也肯定为他的冷酷和无情而惊恨。做为一个作家、一个诗人，顾城的一生，都和贫困的生活分不开。而做为文人，他想像陶渊明那样隐居起来，过着采菊东篱，悠然南山的世外桃源生活。但事实上，他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生活。他在激流岛自己搬石头盖房子，养鸡养些小动物，想让自己真正进入世外桃园生活。然而，这种生活显然没有让他的精神进入到最佳的状态，反倒是贫困把他们给压倒了。这其中，也或许是人们所说的，是婚外恋情让他彻底崩溃，无法继续清高地生活下去。总之，不管是哪一方面，顾城显然是做不到脱世离尘的！
一向戴着一个用裤管做成棉帽的顾城，他自诩不想让世俗的烟尘沾染他的思想。他要保持他的自我清高，而正是这种自我清高，毁灭了他真正的人格。当我们读起他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她寻找光明”的时候，我们又会想起另外一个他，并为这个他深感痛惜，甚至痛恨！当他对他的妻子挥起斧头的时候，至少，他当时已经神经错乱，成为一个可恶的嗜血者。
这是顾城的悲哀，是一个文人自身的悲哀，这种悲哀源自于自我。当他感到清高却又污浊的时候，他已经无法直面这个世界和亲人。他的思想在混乱之中忘记了自我，走出一条诸多文人走过的，分裂神经之路！
而当我们追溯历史文人的时候，范进中举显然不只是科举制度让一个文人发疯，而是文人的本质比较难以承受较大的刺激，对社会的生存和适应能力不够强所造成的。他们似乎觉得只有通过读书考取功名，才能真正获得生活权力，包括现代文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无一例外地想通过文章，过上好日子。然而，这种想法并不太现实！这种想法不但局限了他们的生活，也局限了他们的思想！其实后来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个问题，文人的病态心理和艺术的本身，总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有一种病态的心理，但根据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很多名人、伟人、文化人，生意人，他们或多或少，都有某种偏激的病态心理。这种偏激的病态心理让他们产生偏激的思想；而偏激的思想同样又产生偏激的追求；偏激的追求，却可能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一种是好的，而另一种却是坏的，但不管是好的是坏的，都常常会流入一种神经质的状态当中，让人产生另外一种极端。
顾成是个诗人，而且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是个划时代的诗人。他的极端造就了他的成就，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恶果。当人们把他当作诗人的同时，也把他当作一个罪犯。他不但残害自己，也残害别人。这种事例可以追溯到一些伟人们的身上，他们往往既有丰功的伟绩，但同时也双手沾满鲜血，臭名远扬！
如果说顾城的思想存在极端，是文人的极端，是历史的极端。那么，在这里，我们又不能不提醒大家说，这其实也是社会的一种极端，是社会的一种悲哀。以顾城的才华和成就，是应该有很多光环和回报的，但他却没有。他的稿费很少，生活很艰苦，几乎是天天为了生计犯愁。顾城对诗和文学的贡献，显然是很大的。然而这个社会又给了顾城一些什么回报呢？这种回报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在同等努力得不到同等回报的时候，人们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平衡的感觉。在只有精神没有物质的生活环境里，个体是最容易产生压抑而走向极端的。
其实，我们常常把精神文明放在首位，但事实上，没有物质的精神文明，显然是不可靠的。我们都知道，物质不管是在原始社会还是在当今社会，他都是凌驾于精神之上的。物质的需要，先于精神上的需要。我们可能会因为没有粮食没有水而死去，但一般不会因为没有一本书而死去。史前人类首先要能够有衣食住行，才能发展繁衍，才能有文明甚至最后的精神文明。人们要有饭吃，才能享受饭菜之外的精神境界。因此，顾城的悲哀，同样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悲哀，一种报酬分配不均的悲哀！当一个人穷得只剩下思想时，我们又会发现，善于思考的文人，更是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他们会越走越远，越想越怕，最后，走向另一个可怕极端！
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说起顾城的时候，我想，历史给了文人于悲哀，但文人却不能自己悲哀；当社会发现文人悲哀，社会也要尽最大的努力调节和反思这种悲哀。有人曾经说过，在一万个比较成功的文人当中，能够有成就且享有盛誉的，只有一个。也就是说，还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文人，他们是不成功或者不是很成功的。那么，当一些极少数人成为社会的宠儿时，剩下的那些大多数的人呢？他们往往艰苦地挣扎在生活线上。更有甚者，像顾城这样出类拔萃、极其顶尖的文人，也会陷入生活困境，除了自我本身之外，社会难道就没有任何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