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3章 大时代下的农民选择（2）
这些年，齐政也是接触过不少下到地方考察的部委代表。
一般来说，这些代表有两种心态。
要么是一副老好人态度，该看看，该听听，你好我好大家好；要么是一副找茬态度，对于地方的一切都抱着批判态度，怀疑安排好的一切。
眼前的贺明哲显然是后者。
他目光炯炯地瞅着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齐政，在等着齐政回答的同时，脑海中甚至已经想好了反驳的思路。
他又不是对农村屁事不知，起码有一点是肯定的——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是一件难度很高的事情。
就拿农业规模化来说，规模化首先要流转土地吧。但在农村，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并不愿意流转自己的土地。在外出务工或经商的农民中，有的即使在城市扎下了根也不愿放弃土地，甚至宁愿土地荒芜也不愿流转。
这是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仍处于非稳定状态，部分农民把土地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或是自己最后的保障。尤其是无条件外出打工或无其他收入来源的农民，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更不愿流转土地。
那么问题来了，嘉谷系合作社遍地开花的背后，有多少农民蒙受了委屈而无法声张？
他是知道的，土地流转被不少县乡各级政府视为可以显现的政绩，在推动过程中，各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给不愿流转土地的农户带来了无形的政治压力，尤其是对于不愿流转土地的农户，地方干部普遍采用“做工作”的方式，使他们在威逼利诱下“同意”流出土地。
另外，由于很多农户愿意将土地流出，这很容易对不愿流出土地的农户造成“群体压力”——因为农村的任何一片土地都按人口平均分给了每个农户，若想流入连片的土地，必须征得所有涉及农户的同意。若大多数农户同意流转，就算有人不愿意流转，但他的地卡在中间，而周围人愿意流转，这样就不好意思坚持了。因为人总喜欢与大众保持一致，而不愿被看成“异类”。
嘉谷系合作社的农民就都那么听话？都唯嘉谷马首是瞻？贺明哲一点也不相信。
这样的问题，提出类似问题的考察代表，齐政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了。
张司长就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齐政也露出淡散的笑容：“如何赢得农民的信任？嘉谷的法宝是不与农民争利。种子、化肥、农药等各种农资，分毫不加出售给农户，降低农资成本；收获的农产品，与农户签订购销协议，保证收益高于自种……像我们这样能为他们谋利而且重信誉的公司，农民不听我们的话，听谁的话？”
“就这么简单？”贺明哲心中怒吼：要是都这么简单，谁做不到啊！凭什么就你嘉谷独树一帜？你这三言两语的，敷衍谁呢？
他觉得齐政这“软绵绵”的答案，让他辩驳的期待都降低了不少。
但齐政半点与他争辩的心思都没有：“听着是简单，但百闻不如一见，你何不自己观察呢？”
眼瞅着一脸淡定的齐政，贺明哲在心里“哼”了一声。
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相——嘉谷肯定在前面安排好了一切。
虽然他们的考察没有提前通知，但部委有时候漏的像筛子似的，他毫不怀疑嘉谷能提前收到风声。
谁还没点人脉呢？
贺明哲还想说什么，张司长却摆摆手，率先向前走了。
贺明哲缀着张司长和齐政，并看着齐政懒洋洋的背影，心里默念道：我一定会找出破绽的。
入冬的中原大地，麦田绿意渐浓。在嘉谷系一个合作社的麦地里，远远地看见几位社员正在察看小麦长势。
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这些社员们一个个年纪都不小了——看上去起码五六十岁了吧。
包括张司长在内，既感到惊讶又不是那么惊讶。
不惊讶的地方在于，五六十岁的农民依然耕田种地，在农村是很常见的。
虽然自2009年各地农村实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以来，年满60周岁的农民就开始每月领取了养老金，理论上，这标志着农民在达到60周岁时，就要退出农村劳动力的序列了。
但现实是，农村老人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即使在农村消费低的状态下，也不足以实现有效的养老，只能当作养老生活的有益补充，根本无法像城镇职工一样实现颐养天年式的养老。只要还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他们就会咬牙坚持，自己能赚一点是一点。
而惊讶的地方在于，农业公司一般追求“劳动力节约型”的生产方式，农业雇工以辅助性劳动为主，主要从事大型机械无法完成或现代农业技术无法完全克服的操作环节。别说老人了，就是壮年，也可能会因为素质不能满足需要而被拒绝。
嘉谷系合作社这算什么操作？是作秀呢？还是作秀呢？
这一刻，哪怕是张司长，也觉得嘉谷是提前做了准备。
齐政依然淡定的一比。
贺明哲眼珠子一转，拉着一位称作赵老汉的老社员：“大爷，您今年多大了？”
赵老汉狐疑地打量了几眼贺明哲以及张司长等人，道：“58了。”
“您是合作社的员工吗？”
“嗯。”
“那以您老的经验，谁的地种得更好、产出更高，是农户自个，还是合作社？”
贺明哲已经对嘉谷安排好套路深信不疑，不过，套话谁不会呢？
他已经想好了，首先要降低农民的戒心，才能诱导出真心话。
齐政如果不阻止，他有信心揭开“真相”；齐政如果出声阻止，呵呵，那就更有意思了，不心虚你阻止什么？
既然要降低戒心，先从简单的问题开始好了。
贺明哲已经能想到了老农的回答，不外乎狂吹合作社的各种好呗。
孰料……
赵老汉眼睛一瞪，中气十足道：“当然是我们自己种庄稼长得更好！”
“我们种自家的地，没整平的地方，用锄头找平，种子没播匀，就重新播一次。发现虫害就赶紧打药，除草剂打完后，有些杂草没除尽，全部亲手拔掉……”
“去年，几个做农资生意的老板也合伙建了合作社，那有啥出息嘞？用大型拖拉机整地、播种，地没有整太平，种子也播得不均，好多种子还露在土外，但他们没有补救。苗出来后，有的地方太稠密，有的地方太稀疏甚至空缺。整个苗期没看到他们浇过一次水，幸好后来下雨了，不然，好多苗会被干死。”
“你是不知道啊，集体种地容易粗糙，好多环节没有做到位，有的还耽误农时。春争日夏争时，同样品种，晚播两天就会推迟成熟三天以上，播种越晚产量越低。收割也一样，用大型机械收割，玉米棒掉在地里也没人捡，不像我们农户要颗粒归仓……”
贺明哲惊呆了。
张司长也惊呆了。
考察团内其他人都惊呆了。
看着这个吐槽起来滔滔不绝的老农，再瞄瞄面不改色的齐政，很多人心中叹服：大佬就是大佬，真是能沉得住气。
贺明哲更是为赵老汉担心了，老人家，你知道你端着谁的饭碗吗？你怕要是把饭碗打翻哟喂！
……
第724章 大时代下的农民选择（3）
当准备听彩虹屁的时候听到“骂声”一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看着一脸愕然的贺明哲等人，齐政还算淡定，身边的助理魏明却忍不住笑了。
“个体观察不能代表总体。”引来注目后，魏明收敛笑容，轻声解释道：“个别人的观察是有偏差的。总体上来说，规模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率更高。大规模种植是商业逻辑，不是小农经济的逻辑。小农户精耕细作是以牺牲劳动力成本为代价的，经济上并不合算，如果合算的话，所有人都会精耕细作了。”
他算是站在整体的高度说了句大实话。
普通农户的精耕细作单产一定会高？也许在老农个体心中，这是毋庸置疑的答案。但全世界的经验证明，如果小农更有效率，那么农业规模化就不可能成为趋势。
站在他们这个高度上，看问题当然要更全面。总的来说，单产的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生产管理、生产技术、作物品种等等，与种植规模的大小没有必然关联，比如，美国都是特大规模种植，他们的玉米单产却比我国要高70%，而越南都是小农户，他们的稻谷单产却比我国低。
张司长配合的叹气道：“规模化是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这个一定要肯定和坚持。但规模农业经营主体的全员生产效率有高有低，也确实是一个问题。”
他倒是有些理解赵老汉吐槽规模种植户的心情。
这些年，抛开嘉谷不说，各地也一直在探索推进农业规模化，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相反，正如老农所说，部分规模种植户种植的大田作物无论是单产还是质量都不比普通农户。
问题主要在用工和管理上。种植规模超过几百亩甚至1000亩，经营主体自己肯定忙不过来，一定要雇佣工人，很多还要雇佣管理人员。
但是，有些农民在自己田里干活时非常认真，而给雇主做活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比如，有的雇工拔草不拔根，第一天拔了，过几天又长出来了；有的雇工施肥时为了减轻身上的负荷，在前半段故意将肥料撒得多一些，而在后半段则撒得少，导致肥力分布不均。由于农业的特异性，雇主或代理人很难对雇工实行量化监督和考核。何况，有的代理人与雇主的利益存在差异，有时对于雇工“磨洋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要不然中央在引导发展规模农业的意见中，也不会一再强调“适度”二字了。毕竟，管理好几个人和管理好几十个人，难度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的。
张司长继而笑道：“从这个角度看，嘉谷能不断突破边界，当真是个奇迹了。”
齐政轻轻咳嗽一声：“奇迹实在称不上，嘉谷也是一步步试错过来的……”
人们往往只见眼前风光，不见背后挨打。
嘉谷系合作社难道真的是一帆风顺过来的吗？
并不然。
其他人规模种植探索路上碰到的所有问题，嘉谷都经历过不止一遍。
譬如根深蒂固的土地情结，让农民不愿把土地流转出去，更不愿长期流转。如果是村里的还好，大家都认识，农民敢大胆流转土地；但外来的嘉谷，在很多地方刚起步时承包土地只能一年一签或两年一签。经营期越短，嘉谷越无法规划跨年度的种植计划。
又譬如推广种植的农作物，如果是原本种植的庄稼品种还好，如果弄了新品种，农民因为各种怕风险，需要沟通一次又一次，才有做合作社的可能性。
更譬如，嘉谷顺利推广了经济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后，当地农民抱怨嘉谷的要求又高又多，从而反悔想自己干的例子，也没少见。
当然，没良心的人还是少数。但这一轮轮试错下来，成本是实实在在花出去的，换一家企业来，弄不好已经伤筋动骨了。
张司长心有同感道：“变革嘛，从来就不是请客吃饭。”
说着还意有所指地瞥了贺明哲一眼。
齐政同样用眼睛的余光扫了一下瞪大眼睛的贺明哲。
其实，齐政多多少少是知道的，农业适度规模化在国内已经达成共识，但在讨论是否应该“农业资本化”的时候，各种意见和争论都有。而作为大众眼中“农业资本化”的代表，嘉谷在风光的同时也被视作一个靶子。
今时今日中国农业显然已走到一个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一定程度上讲也决定着中国这个国度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跨越。
在这个关头，多的是人把嘉谷视作是突破口。你嘉谷再牛又怎样，人家不怕得罪人，怕的是以后没有机会得罪人。如果能用充足的论证将嘉谷的路线驳斥成渣，就能踩着这颗在农业经济领域冉冉升起的超级新星飞升了。
因为哪怕进化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大多数人的思维还是非此即彼的。当他们的屁股选择歪在农民一方，对资本的看法就只剩下“控制”、“剥削”和“侵占”诸如此类的词了。
几乎所有的涉农企业都表示希望能够发展自己的生产基地。这种愿望并不奇怪，因为生产基地可以帮助他们稳定和控制生产。但在国内能获得的可耕荒地有限的情况下，农民手里的耕地似乎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
而在资本冲击下“瑟瑟发抖”的小农，是多么的弱势啊！
尽管开头有些出乎意料，刚刚貌似还被人内涵了，但贺明哲不改初衷——老农们的不满，不正是他想要的答案吗？
赵老汉才不管拉着他说话的人是什么身份，他都快六十岁了，还不知道能活几天，自然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一直耕种自己的2亩多地，老实说，是不愿意将土地交给合作社的。但村长说其他村民都同意了，如果我不同意，合作社就建不起来了，你说说，我还能挡着所有人的路吗？唉……”
其他老农也七嘴八舌的声讨起来。
“是啊，虽然合作社种的还是粮食，但听说最后都会卖出去。我就担心一旦遇到天灾，家里就没存粮吃了。何况这土地交出去容易，还能不能拿回来，还不好说呢？”
“还有，合作社这要求忒多了，管这管那的，要是最后收成不好，算谁的？咱们不怕白做工，就怕瞎搞影响收成……”
贺明哲越听眼睛越亮，表面上似乎保持平静的模样，只有怦怦直跳的心神，说明了他的激动。
他清清嗓子，郑重道：“乡亲们，我们是从中央下来的。中央一再要求地方搞合作社要坚持农民自愿、不能搞强迫命令、保护农民权益，如果你们真的不愿意参加合作社，我会为大家做主的。”
几位被问话的老农瞬间一静。“中央”二字，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很有震慑力的。
半晌，赵老汉才小声道：“领导，这就不用了……”
这些年，齐政也是接触过不少下到地方考察的部委代表。
一般来说，这些代表有两种心态。
要么是一副老好人态度，该看看，该听听，你好我好大家好；要么是一副找茬态度，对于地方的一切都抱着批判态度，怀疑安排好的一切。
眼前的贺明哲显然是后者。
他目光炯炯地瞅着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齐政，在等着齐政回答的同时，脑海中甚至已经想好了反驳的思路。
他又不是对农村屁事不知，起码有一点是肯定的——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是一件难度很高的事情。
就拿农业规模化来说，规模化首先要流转土地吧。但在农村，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并不愿意流转自己的土地。在外出务工或经商的农民中，有的即使在城市扎下了根也不愿放弃土地，甚至宁愿土地荒芜也不愿流转。
这是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仍处于非稳定状态，部分农民把土地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或是自己最后的保障。尤其是无条件外出打工或无其他收入来源的农民，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更不愿流转土地。
那么问题来了，嘉谷系合作社遍地开花的背后，有多少农民蒙受了委屈而无法声张？
他是知道的，土地流转被不少县乡各级政府视为可以显现的政绩，在推动过程中，各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给不愿流转土地的农户带来了无形的政治压力，尤其是对于不愿流转土地的农户，地方干部普遍采用“做工作”的方式，使他们在威逼利诱下“同意”流出土地。
另外，由于很多农户愿意将土地流出，这很容易对不愿流出土地的农户造成“群体压力”——因为农村的任何一片土地都按人口平均分给了每个农户，若想流入连片的土地，必须征得所有涉及农户的同意。若大多数农户同意流转，就算有人不愿意流转，但他的地卡在中间，而周围人愿意流转，这样就不好意思坚持了。因为人总喜欢与大众保持一致，而不愿被看成“异类”。
嘉谷系合作社的农民就都那么听话？都唯嘉谷马首是瞻？贺明哲一点也不相信。
这样的问题，提出类似问题的考察代表，齐政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了。
张司长就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齐政也露出淡散的笑容：“如何赢得农民的信任？嘉谷的法宝是不与农民争利。种子、化肥、农药等各种农资，分毫不加出售给农户，降低农资成本；收获的农产品，与农户签订购销协议，保证收益高于自种……像我们这样能为他们谋利而且重信誉的公司，农民不听我们的话，听谁的话？”
“就这么简单？”贺明哲心中怒吼：要是都这么简单，谁做不到啊！凭什么就你嘉谷独树一帜？你这三言两语的，敷衍谁呢？
他觉得齐政这“软绵绵”的答案，让他辩驳的期待都降低了不少。
但齐政半点与他争辩的心思都没有：“听着是简单，但百闻不如一见，你何不自己观察呢？”
眼瞅着一脸淡定的齐政，贺明哲在心里“哼”了一声。
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相——嘉谷肯定在前面安排好了一切。
虽然他们的考察没有提前通知，但部委有时候漏的像筛子似的，他毫不怀疑嘉谷能提前收到风声。
谁还没点人脉呢？
贺明哲还想说什么，张司长却摆摆手，率先向前走了。
贺明哲缀着张司长和齐政，并看着齐政懒洋洋的背影，心里默念道：我一定会找出破绽的。
入冬的中原大地，麦田绿意渐浓。在嘉谷系一个合作社的麦地里，远远地看见几位社员正在察看小麦长势。
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这些社员们一个个年纪都不小了——看上去起码五六十岁了吧。
包括张司长在内，既感到惊讶又不是那么惊讶。
不惊讶的地方在于，五六十岁的农民依然耕田种地，在农村是很常见的。
虽然自2009年各地农村实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以来，年满60周岁的农民就开始每月领取了养老金，理论上，这标志着农民在达到60周岁时，就要退出农村劳动力的序列了。
但现实是，农村老人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即使在农村消费低的状态下，也不足以实现有效的养老，只能当作养老生活的有益补充，根本无法像城镇职工一样实现颐养天年式的养老。只要还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他们就会咬牙坚持，自己能赚一点是一点。
而惊讶的地方在于，农业公司一般追求“劳动力节约型”的生产方式，农业雇工以辅助性劳动为主，主要从事大型机械无法完成或现代农业技术无法完全克服的操作环节。别说老人了，就是壮年，也可能会因为素质不能满足需要而被拒绝。
嘉谷系合作社这算什么操作？是作秀呢？还是作秀呢？
这一刻，哪怕是张司长，也觉得嘉谷是提前做了准备。
齐政依然淡定的一比。
贺明哲眼珠子一转，拉着一位称作赵老汉的老社员：“大爷，您今年多大了？”
赵老汉狐疑地打量了几眼贺明哲以及张司长等人，道：“58了。”
“您是合作社的员工吗？”
“嗯。”
“那以您老的经验，谁的地种得更好、产出更高，是农户自个，还是合作社？”
贺明哲已经对嘉谷安排好套路深信不疑，不过，套话谁不会呢？
他已经想好了，首先要降低农民的戒心，才能诱导出真心话。
齐政如果不阻止，他有信心揭开“真相”；齐政如果出声阻止，呵呵，那就更有意思了，不心虚你阻止什么？
既然要降低戒心，先从简单的问题开始好了。
贺明哲已经能想到了老农的回答，不外乎狂吹合作社的各种好呗。
孰料……
赵老汉眼睛一瞪，中气十足道：“当然是我们自己种庄稼长得更好！”
“我们种自家的地，没整平的地方，用锄头找平，种子没播匀，就重新播一次。发现虫害就赶紧打药，除草剂打完后，有些杂草没除尽，全部亲手拔掉……”
“去年，几个做农资生意的老板也合伙建了合作社，那有啥出息嘞？用大型拖拉机整地、播种，地没有整太平，种子也播得不均，好多种子还露在土外，但他们没有补救。苗出来后，有的地方太稠密，有的地方太稀疏甚至空缺。整个苗期没看到他们浇过一次水，幸好后来下雨了，不然，好多苗会被干死。”
“你是不知道啊，集体种地容易粗糙，好多环节没有做到位，有的还耽误农时。春争日夏争时，同样品种，晚播两天就会推迟成熟三天以上，播种越晚产量越低。收割也一样，用大型机械收割，玉米棒掉在地里也没人捡，不像我们农户要颗粒归仓……”
贺明哲惊呆了。
张司长也惊呆了。
考察团内其他人都惊呆了。
看着这个吐槽起来滔滔不绝的老农，再瞄瞄面不改色的齐政，很多人心中叹服：大佬就是大佬，真是能沉得住气。
贺明哲更是为赵老汉担心了，老人家，你知道你端着谁的饭碗吗？你怕要是把饭碗打翻哟喂！
……
第724章 大时代下的农民选择（3）
当准备听彩虹屁的时候听到“骂声”一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看着一脸愕然的贺明哲等人，齐政还算淡定，身边的助理魏明却忍不住笑了。
“个体观察不能代表总体。”引来注目后，魏明收敛笑容，轻声解释道：“个别人的观察是有偏差的。总体上来说，规模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率更高。大规模种植是商业逻辑，不是小农经济的逻辑。小农户精耕细作是以牺牲劳动力成本为代价的，经济上并不合算，如果合算的话，所有人都会精耕细作了。”
他算是站在整体的高度说了句大实话。
普通农户的精耕细作单产一定会高？也许在老农个体心中，这是毋庸置疑的答案。但全世界的经验证明，如果小农更有效率，那么农业规模化就不可能成为趋势。
站在他们这个高度上，看问题当然要更全面。总的来说，单产的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生产管理、生产技术、作物品种等等，与种植规模的大小没有必然关联，比如，美国都是特大规模种植，他们的玉米单产却比我国要高70%，而越南都是小农户，他们的稻谷单产却比我国低。
张司长配合的叹气道：“规模化是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这个一定要肯定和坚持。但规模农业经营主体的全员生产效率有高有低，也确实是一个问题。”
他倒是有些理解赵老汉吐槽规模种植户的心情。
这些年，抛开嘉谷不说，各地也一直在探索推进农业规模化，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相反，正如老农所说，部分规模种植户种植的大田作物无论是单产还是质量都不比普通农户。
问题主要在用工和管理上。种植规模超过几百亩甚至1000亩，经营主体自己肯定忙不过来，一定要雇佣工人，很多还要雇佣管理人员。
但是，有些农民在自己田里干活时非常认真，而给雇主做活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比如，有的雇工拔草不拔根，第一天拔了，过几天又长出来了；有的雇工施肥时为了减轻身上的负荷，在前半段故意将肥料撒得多一些，而在后半段则撒得少，导致肥力分布不均。由于农业的特异性，雇主或代理人很难对雇工实行量化监督和考核。何况，有的代理人与雇主的利益存在差异，有时对于雇工“磨洋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要不然中央在引导发展规模农业的意见中，也不会一再强调“适度”二字了。毕竟，管理好几个人和管理好几十个人，难度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的。
张司长继而笑道：“从这个角度看，嘉谷能不断突破边界，当真是个奇迹了。”
齐政轻轻咳嗽一声：“奇迹实在称不上，嘉谷也是一步步试错过来的……”
人们往往只见眼前风光，不见背后挨打。
嘉谷系合作社难道真的是一帆风顺过来的吗？
并不然。
其他人规模种植探索路上碰到的所有问题，嘉谷都经历过不止一遍。
譬如根深蒂固的土地情结，让农民不愿把土地流转出去，更不愿长期流转。如果是村里的还好，大家都认识，农民敢大胆流转土地；但外来的嘉谷，在很多地方刚起步时承包土地只能一年一签或两年一签。经营期越短，嘉谷越无法规划跨年度的种植计划。
又譬如推广种植的农作物，如果是原本种植的庄稼品种还好，如果弄了新品种，农民因为各种怕风险，需要沟通一次又一次，才有做合作社的可能性。
更譬如，嘉谷顺利推广了经济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后，当地农民抱怨嘉谷的要求又高又多，从而反悔想自己干的例子，也没少见。
当然，没良心的人还是少数。但这一轮轮试错下来，成本是实实在在花出去的，换一家企业来，弄不好已经伤筋动骨了。
张司长心有同感道：“变革嘛，从来就不是请客吃饭。”
说着还意有所指地瞥了贺明哲一眼。
齐政同样用眼睛的余光扫了一下瞪大眼睛的贺明哲。
其实，齐政多多少少是知道的，农业适度规模化在国内已经达成共识，但在讨论是否应该“农业资本化”的时候，各种意见和争论都有。而作为大众眼中“农业资本化”的代表，嘉谷在风光的同时也被视作一个靶子。
今时今日中国农业显然已走到一个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一定程度上讲也决定着中国这个国度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跨越。
在这个关头，多的是人把嘉谷视作是突破口。你嘉谷再牛又怎样，人家不怕得罪人，怕的是以后没有机会得罪人。如果能用充足的论证将嘉谷的路线驳斥成渣，就能踩着这颗在农业经济领域冉冉升起的超级新星飞升了。
因为哪怕进化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大多数人的思维还是非此即彼的。当他们的屁股选择歪在农民一方，对资本的看法就只剩下“控制”、“剥削”和“侵占”诸如此类的词了。
几乎所有的涉农企业都表示希望能够发展自己的生产基地。这种愿望并不奇怪，因为生产基地可以帮助他们稳定和控制生产。但在国内能获得的可耕荒地有限的情况下，农民手里的耕地似乎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
而在资本冲击下“瑟瑟发抖”的小农，是多么的弱势啊！
尽管开头有些出乎意料，刚刚貌似还被人内涵了，但贺明哲不改初衷——老农们的不满，不正是他想要的答案吗？
赵老汉才不管拉着他说话的人是什么身份，他都快六十岁了，还不知道能活几天，自然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一直耕种自己的2亩多地，老实说，是不愿意将土地交给合作社的。但村长说其他村民都同意了，如果我不同意，合作社就建不起来了，你说说，我还能挡着所有人的路吗？唉……”
其他老农也七嘴八舌的声讨起来。
“是啊，虽然合作社种的还是粮食，但听说最后都会卖出去。我就担心一旦遇到天灾，家里就没存粮吃了。何况这土地交出去容易，还能不能拿回来，还不好说呢？”
“还有，合作社这要求忒多了，管这管那的，要是最后收成不好，算谁的？咱们不怕白做工，就怕瞎搞影响收成……”
贺明哲越听眼睛越亮，表面上似乎保持平静的模样，只有怦怦直跳的心神，说明了他的激动。
他清清嗓子，郑重道：“乡亲们，我们是从中央下来的。中央一再要求地方搞合作社要坚持农民自愿、不能搞强迫命令、保护农民权益，如果你们真的不愿意参加合作社，我会为大家做主的。”
几位被问话的老农瞬间一静。“中央”二字，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很有震慑力的。
半晌，赵老汉才小声道：“领导，这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