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这是郑峰和李云帆最担心的，一旦和张小松父母接触，势必会惊动张小松及其同伙，案子的侦破工作很难再继续进行下去。
第四，这也是最要命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同志们的手上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张小松和胡羽化的遇害案、汪鹏程的失踪案有关，更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张小松和“72。12。8”失窃案有关。
没有事实和证据的分析是无法形成结论的。
在得知警方已经盯上自己以后，张小松可能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想方设法掩盖或者消灭犯罪证据，和自己的同伙商量对策，因为，他们不想坐以待毙，警方之所以盯上他们，这就说明他们已经露出了马脚，说明他们有疏漏之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分子不会被动地等待，事实证明，凶手一直在做掩盖和消灭证据的工作。
第二种选择是郑峰最担心的，而这种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他们从此蛰伏不动，以静制动，静观其变。胡羽化已经死了，汪鹏程已经失踪……他很可能也死了，这两件事情，凶手做的非常漂亮，既然他们消灭了所有的犯罪痕迹，既然已经完全斩断了案子和自己的联系，那么，最稳妥，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
刑侦工作者不能仅凭自己的主观想象和主观意志做事，要认真研究犯罪分子的心理，知己知彼，才能掌握刑侦工作的主动权……才能百战不殆。
思量再三，郑峰还是决定先和张主任夫妇和张小松的同事进行接触，道理很简单，不接触就拿不到证据，在大家一步一步接近目标的时候，后退和回避肯定是没有出路的。好在郑峰的手上有两张牌：一张牌是已经掌握了一些有价值的证据……虽然是间接的证据，但要想将间接的证据转化为直接的证据，必须顺着原来的思路往前走。同志们的手上不是有一只西铁城牌手表吗？尽管这块手表不能说明张小松就是“72。12。8”失窃案的犯罪嫌疑人，但有一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同志们的刑侦方向和刑侦的思路是正确的；另一张牌是刘副队等三人在暗中对张晓松进行监视和跟踪。一明一暗，只要凶手沉不住气，就一定会露出破绽来。
听了卞一鸣和童子强的分析以后，孙局长也改变了看法。他还提出给刘副队三个人一人配一辆自行车，跟踪是需要交通工具的，开着汽车满街跑，这肯定会不合适，大家都知道，整个县城都没有十几辆汽车，用汽车实施跟踪，太显眼了。
一月二十五号的晚上，郑峰、李云帆在孙局长的陪同下，到潘书记的家拜访了他。
潘书记的家住在县委大院东边的宿舍区，县里面的不少干部都住在这里，三排老式的砖木结构的房子，孙局长说，这里在过去曾经是一个学堂，学堂兴建于明洪武年间，潘书记住在最后一排西边第一家。
家里面只有潘书记一个人，潘书记的家在勤将市地区党校，他到水涟县工作将近两年，家一直没有搬过来。屋子里面的家具很简陋：睡觉的床，一张桌子，一张三人沙发和一个茶几，一个木箱和一个藤条箱。按照封建社会的官制算，县高官就等于是七品县令，虽然是最后一个品级，但在地方上，可是一方父母官。父母官住这样的房子，郑峰很是吃惊。
经过十几分钟的交谈之后，郑峰才明白，潘书记在来水涟之前，就已经做好了随时离开的心理准备，他就是根生土长的水涟人，在调到地区党校之前，曾经在下面当任过公社书记，虽然是在基层工作，但对县委大院的情况知道颇多，这就是他不把家搬到水涟县来的主要原因。郑峰和潘书记接触不多，但在郑峰看来，潘书记是一个想为故乡和故乡的父老乡亲做一点事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既拿得起又放得下的人。
他像一叶小舟，在宦海之上，在各种南来北往的大船之间，既小心谨慎，又自由淡定。能安然无恙最好，万一不慎翻船，也坦然接受。潘书记对水涟县的老问题，心知肚明，这次到水涟县来，他上任之时，一把火都没有烧，他想等自己站稳脚跟，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之后再解决县委大院的痼疾沉疴。
潘书记从箱子里面拿出一罐子龙井茶和一包牡丹牌香烟，郑峰很是不解，茶几上明明放着两包大运河牌香烟和一罐子茶叶，为什么还要另外拿香烟和茶叶呢？
经潘书记一解释，几个人才明白，大运河牌香烟和茶叶末是专门招待那些访客的。只要自己在生活上保持清廉，一些人就没法在自己的身上动歪脑筋。
“潘书记，怪不得我听说，您平时只抽大运河，只喝茶叶末，敢情这是真的。”孙局长道。
在孙局长和卞一鸣的印象中，他们在潘书记的办公室看到潘书记所抽的香烟是大运河牌香烟。潘书记说，牡丹牌香烟是大儿子买的，这种香烟，潘书记只在家里抽，倒不是舍不得与他人同享，一个县高官，嘴上叼着高档香烟，这与自己的身份很不相称，当然，潘书记在大众广庭之下只抽几块钱一条的大运河牌香烟，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在县委大院，所有人都知道，潘书记只抽大运河牌香烟，只喝茶叶末，这样一来，就是有人想送礼，也没法送。
在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年代，只能送烟酒之类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口袋里面的钱多了，虽然还送香烟，但烟盒里面的内容不大相同了，烟盒还是那个烟盒，但烟盒里面的香烟换成了人民币，当然也可能是港币和美金。现在送礼就不会这么老土了，一张银行卡，既方便又隐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的思想，特别是一些人民公仆的思想也随之现代化了，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有了与时俱进的超前意识，难怪他们的胆子这么大，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实就是五千年的反贪史，奇怪的是，贪官越反越多，也越反越大，即使诛灭九族，也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何故？在笔者看来，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我们这个民族从有历史的哪一天开始，欲望便像一匹狂放不羁的野马，脖子上从来没有套过缰绳，要不然就不会有“欲壑难填”这个成语了，民间也就不会有“人心不足蛇吞象”的故事了。
在笔者看来，上帝在发苹果给我们的祖先的时候，每十个人只发十个苹果，但上帝忘记交代分发苹果的规则是一人一个，于是，有人就干起来一个独吞九个苹果，而让另外九个人享用一个苹果的事情。很显然，从我们的祖先开始，脑子里面就没有公平公正和民主的意识。没有公平公正和民主的意识，欲望就会无限制地发酵和膨胀。
第四，这也是最要命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同志们的手上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张小松和胡羽化的遇害案、汪鹏程的失踪案有关，更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张小松和“72。12。8”失窃案有关。
没有事实和证据的分析是无法形成结论的。
在得知警方已经盯上自己以后，张小松可能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想方设法掩盖或者消灭犯罪证据，和自己的同伙商量对策，因为，他们不想坐以待毙，警方之所以盯上他们，这就说明他们已经露出了马脚，说明他们有疏漏之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分子不会被动地等待，事实证明，凶手一直在做掩盖和消灭证据的工作。
第二种选择是郑峰最担心的，而这种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他们从此蛰伏不动，以静制动，静观其变。胡羽化已经死了，汪鹏程已经失踪……他很可能也死了，这两件事情，凶手做的非常漂亮，既然他们消灭了所有的犯罪痕迹，既然已经完全斩断了案子和自己的联系，那么，最稳妥，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
刑侦工作者不能仅凭自己的主观想象和主观意志做事，要认真研究犯罪分子的心理，知己知彼，才能掌握刑侦工作的主动权……才能百战不殆。
思量再三，郑峰还是决定先和张主任夫妇和张小松的同事进行接触，道理很简单，不接触就拿不到证据，在大家一步一步接近目标的时候，后退和回避肯定是没有出路的。好在郑峰的手上有两张牌：一张牌是已经掌握了一些有价值的证据……虽然是间接的证据，但要想将间接的证据转化为直接的证据，必须顺着原来的思路往前走。同志们的手上不是有一只西铁城牌手表吗？尽管这块手表不能说明张小松就是“72。12。8”失窃案的犯罪嫌疑人，但有一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同志们的刑侦方向和刑侦的思路是正确的；另一张牌是刘副队等三人在暗中对张晓松进行监视和跟踪。一明一暗，只要凶手沉不住气，就一定会露出破绽来。
听了卞一鸣和童子强的分析以后，孙局长也改变了看法。他还提出给刘副队三个人一人配一辆自行车，跟踪是需要交通工具的，开着汽车满街跑，这肯定会不合适，大家都知道，整个县城都没有十几辆汽车，用汽车实施跟踪，太显眼了。
一月二十五号的晚上，郑峰、李云帆在孙局长的陪同下，到潘书记的家拜访了他。
潘书记的家住在县委大院东边的宿舍区，县里面的不少干部都住在这里，三排老式的砖木结构的房子，孙局长说，这里在过去曾经是一个学堂，学堂兴建于明洪武年间，潘书记住在最后一排西边第一家。
家里面只有潘书记一个人，潘书记的家在勤将市地区党校，他到水涟县工作将近两年，家一直没有搬过来。屋子里面的家具很简陋：睡觉的床，一张桌子，一张三人沙发和一个茶几，一个木箱和一个藤条箱。按照封建社会的官制算，县高官就等于是七品县令，虽然是最后一个品级，但在地方上，可是一方父母官。父母官住这样的房子，郑峰很是吃惊。
经过十几分钟的交谈之后，郑峰才明白，潘书记在来水涟之前，就已经做好了随时离开的心理准备，他就是根生土长的水涟人，在调到地区党校之前，曾经在下面当任过公社书记，虽然是在基层工作，但对县委大院的情况知道颇多，这就是他不把家搬到水涟县来的主要原因。郑峰和潘书记接触不多，但在郑峰看来，潘书记是一个想为故乡和故乡的父老乡亲做一点事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既拿得起又放得下的人。
他像一叶小舟，在宦海之上，在各种南来北往的大船之间，既小心谨慎，又自由淡定。能安然无恙最好，万一不慎翻船，也坦然接受。潘书记对水涟县的老问题，心知肚明，这次到水涟县来，他上任之时，一把火都没有烧，他想等自己站稳脚跟，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之后再解决县委大院的痼疾沉疴。
潘书记从箱子里面拿出一罐子龙井茶和一包牡丹牌香烟，郑峰很是不解，茶几上明明放着两包大运河牌香烟和一罐子茶叶，为什么还要另外拿香烟和茶叶呢？
经潘书记一解释，几个人才明白，大运河牌香烟和茶叶末是专门招待那些访客的。只要自己在生活上保持清廉，一些人就没法在自己的身上动歪脑筋。
“潘书记，怪不得我听说，您平时只抽大运河，只喝茶叶末，敢情这是真的。”孙局长道。
在孙局长和卞一鸣的印象中，他们在潘书记的办公室看到潘书记所抽的香烟是大运河牌香烟。潘书记说，牡丹牌香烟是大儿子买的，这种香烟，潘书记只在家里抽，倒不是舍不得与他人同享，一个县高官，嘴上叼着高档香烟，这与自己的身份很不相称，当然，潘书记在大众广庭之下只抽几块钱一条的大运河牌香烟，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在县委大院，所有人都知道，潘书记只抽大运河牌香烟，只喝茶叶末，这样一来，就是有人想送礼，也没法送。
在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年代，只能送烟酒之类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口袋里面的钱多了，虽然还送香烟，但烟盒里面的内容不大相同了，烟盒还是那个烟盒，但烟盒里面的香烟换成了人民币，当然也可能是港币和美金。现在送礼就不会这么老土了，一张银行卡，既方便又隐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的思想，特别是一些人民公仆的思想也随之现代化了，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有了与时俱进的超前意识，难怪他们的胆子这么大，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实就是五千年的反贪史，奇怪的是，贪官越反越多，也越反越大，即使诛灭九族，也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何故？在笔者看来，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我们这个民族从有历史的哪一天开始，欲望便像一匹狂放不羁的野马，脖子上从来没有套过缰绳，要不然就不会有“欲壑难填”这个成语了，民间也就不会有“人心不足蛇吞象”的故事了。
在笔者看来，上帝在发苹果给我们的祖先的时候，每十个人只发十个苹果，但上帝忘记交代分发苹果的规则是一人一个，于是，有人就干起来一个独吞九个苹果，而让另外九个人享用一个苹果的事情。很显然，从我们的祖先开始，脑子里面就没有公平公正和民主的意识。没有公平公正和民主的意识，欲望就会无限制地发酵和膨胀。